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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過幾天，家住遼寧省大石橋市的韓璐（化名）就年滿14周歲了。然而，對她來說，這個意味著新生活的界標，卻是橫在人生路上巨大的“坎”。2011年9月，她被強迫“賣淫”，在18天的時間里，被迫與幾個成年人發生性關系。

　　這起震驚當地的性侵幼女事件，被警方以涉嫌嫖娼移送檢察機關審查起訴。與近年來發生的類似事件一樣，這個案件在刺痛人們神經的同時，再度引發了人們對一個罪名的不滿與聲討——嫖宿幼女罪。

光明日報/CFP

　　罪名是怎樣寫入刑法典的？

　　在沒有引起軒然大波之前，“嫖宿幼女罪”只是刑法典里一個并不起眼的罪名，藏身于第360條第2款：嫖宿不滿14周歲的幼女的，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處罰金。

　　2009年4月發生的貴州習水嫖宿幼女案，因為5名公職人員的卷入，使得這一原本沉寂的罪名，被推上風口浪尖，甚至被解讀成“免死通道”——在刑法中，奸淫不滿14周歲的幼女，最高可判死刑。但如果和幼女之間存在自愿性交易，往往會以嫖宿幼女罪論處，這就意味著，犯此罪者，不僅可以免于一死，最多也只是面臨15年的牢獄。

　　在1997年刑法修訂之前，嫖宿不滿14周歲的幼女的，均以強奸罪論處。記者在查閱相關材料時發現，“嫖宿幼女”首次被提及，是在1986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的《治安管理處罰條例》中。1991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又通過《關于嚴禁賣淫嫖娼的決定》，《決定》開宗明義，為“維護社會治安秩序和良好的社會風氣”，對1979年刑法做相應補充。

　　“當時，處于對賣淫嫖娼‘嚴打’的時期，出臺這樣的補充規定，有凈化社會風氣的考量，當然也是為了更加嚴厲地打擊嫖宿幼女的行為。”中國政法大學刑法學教授阮齊林告訴記者，“1997年刑法修訂時，《決定》相關內容出現在新刑法第六章第八節，嫖宿幼女罪這一罪名才獨立出來”。

　　據有關媒體報道，在1997年刑法出臺之前的幾個草案中，嫖宿幼女仍然以強奸定罪。而1997年3月14日通過的新刑法，卻將嫖宿幼女單獨定罪。

　　“刑法作出這樣的規定，是出于特別保護幼女免受性侵犯和保護人們珍視的倫理價值。”阮齊林告訴記者，因為幼女生理、心智尚未成熟，易受性侵犯。且一旦遭到性侵犯，身心受到的傷害更加嚴重。另一方面，關愛兒童是基本的人倫，明知是幼女而對其實施性行為滿足自己的淫欲，嚴重背離人們的性道德觀念，傷害公眾的情感。

　　“1997年的新刑法規定顯然已經將這些因素考慮在內了，一個例證就是，對于嫖宿幼女這樣的非暴力犯罪，起刑點就是5年，而搶劫、故意殺人這樣的暴力犯罪起刑點也才3年，不可謂不嚴厲。”阮齊林說。

　　罪名的存在就是一種傷害？

　　習水案引發的追問和聲討，并沒有隨著該案的宣判而塵埃落定，反而持續發酵。近年來，此類事件曝光頻率日漸增高，令輿論的負面指數激增。法律學者王琳分析，網民對性侵幼女事件關注度的變化趨勢明顯隨著相關個案的曝光時間表而波動。

　　今年5月底，浙江永康、河南永城相繼發生性侵幼女案，由于正逢“六一”，聲討再度掀起高潮。有關調查顯示：98%以上的參與調查者贊同“立即廢除嫖宿幼女罪”。

　　除了網絡上網民的情緒宣泄，學者、人大代表、婦女和兒童保護團體加入聲援，廢除“嫖宿幼女罪”的呼聲水漲船高。

　　全國人大代表、中華女子學院教授孫曉梅曾在2010年的全國兩會上建議廢除嫖宿幼女罪，一并按強奸罪論處。她認為，將幼女在道德上做區分——“良家幼女”和“賣淫幼女”，設立嫖宿幼女罪，意味著刑法對幼女的保護不再平等。

　　同為全國人大代表的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周光權認同孫曉梅的看法，他認為，嫖宿幼女單獨定罪，給司法實踐帶來了混亂，比如取證問題，主觀方面的證據就很難認定。

　　北京青少年法律研究中心主任佟麗華說，這個罪名淡化了社會對這一行為后果的認識。在社會公眾的視野中，一般會認為“強奸”是重的，“嫖娼”是輕的。從這個角度看，盡管嫖宿幼女罪也是對幼女的保護，但從社會效果上看，這個罪名的存在本身就是對孩子的一種傷害。

　　各種聲討中，有理智的論爭，也有謾罵和攻訐。而以嫖宿幼女罪作出判決的法院，往往背負了枉法裁判的指責和壓力。

　　高銘暄、陳興良、趙秉志等刑法學者也因曾公開支持習水案法院判決，而遭千夫所指。阮齊林同樣碰到過這樣的情況，在去年的一次網絡訪談中，還沒回答幾個問題，就收到了一堆謾罵，不得不終止。

　　“刑法適用是不分階層的，應當一視同仁。”阮齊林說，畢竟犯罪行為本身跟犯罪嫌疑人的身份、職務無關，只要依法處理就足以罰當其罪。

　　法律如何最大限度保護幼女？

　　與沸騰的民意相比，業界在嫖宿幼女罪的存廢問題上，相對謹慎。

　　接受采訪的諸多刑法專家大多表示這個罪名沒有問題。他們認為，嫖宿幼女罪的起刑點高于普通的強奸罪，如果取消嫖宿幼女罪，侵害者反而有可能被輕判，對嫖宿幼女犯罪的懲罰力度將會變輕。

　　“復雜的強奸案是可以判到無期和死刑，但在實踐中，大多數一般奸淫幼女案件并沒有加重情節，很多都只判3到5年。嫖宿幼女罪起刑點至少5年，多一種重罰的選擇，對于主張重懲的人而言，有什么好反對的呢？”阮齊林坦言“想不通”。

　　更重要的是，嫖宿幼女罪作為一款重罪，并不像一些媒體報道的那樣，只要付點錢，強奸就可以變成嫖宿，而是有著十分嚴格的犯罪構成。阮齊林告訴記者，兩種罪名之間的區別，關鍵在于是否是在“賣淫嫖娼”過程中發生的。

　　在賣淫嫖娼過程中，幼女出于交換金錢的需要而同意發生性行為，是嫖宿幼女罪。但如果幼女并非自愿，則存在以下可能：對于強迫其賣淫者而言，構成強迫賣淫罪，最高刑罰為死刑；對于嫖客而言，盡管支付了嫖資（金錢對價），但使用暴力脅迫手段違背本人意志的，應當按照強奸罪論處或在強奸罪和嫖宿幼女罪之中，擇一重罪定罪處罰。

　　“因此，在現有的法律框架里，情節嚴重的嫖宿幼女行為，是可以適用強奸罪從重處罰的。”阮齊林說。

　　對嫖宿幼女罪的紛爭仍在繼續，但無論是呼吁廢，還是主張留，目的都一致：法律應該為幼女提供最大限度的保護。目前為止，最高立法機關尚未就嫖宿幼女罪引發的爭議發表意見。對此，孫曉梅建議，司法機關可以先出臺司法解釋，也建議最高立法機關對設立嫖宿幼女罪十多年來的實施情況進行執法檢查。

　　時間已經過去半年多了，韓璐還是不能走出陰影。對她來說，嫖宿幼女罪存廢與否，關系已經不大了。但是，如何避免出現更多的“韓璐”，卻依然牽動著無數父母的心弦和社會的目光。(吳曉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