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嘉慶《福鼎縣志》載陳傅良《送高國楹從朱子》
2015年我在編輯新版的《太姥詩文集》時，有意收入兩首陳傅良的詩：《送楊似之提舉湖南》和《送高國楹從朱子》（又題《送長溪高國楹從學朱元晦》）。陳傅良溫州人，溫州與福鼎雖一山（閩浙交界分水山）之隔，但兩地之間經濟、社會和文化的交融從未被阻斷。就社會文化層面來說，民俗風情相似，民間信仰相通，兩地文人名士來往密切，留下了許多動人的佳話，陳傅良與福鼎楊似之、高國楹等人之間的交集就是典型的例子。
陳傅良（1137—1203），字君舉，號止齋，人稱止齋先生，浙江瑞安帆游鄉澍村里（今浙江省瑞安市壙下）人，南宋前期著名學者、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師事于永嘉著名學者鄭伯熊、薛季宣，于乾道八年（1172）中進士，官至寶謨閣待制。陳傅良以文名當世，《宋史·儒林》有傳，稱他自三代、秦、漢以下莫不加以研究，而且對一事一物莫不窮究到底才罷休。為學重經世致用，反對性理空談，與同時期的學者陳亮近似，世稱“二陳”；與朱熹的道學、陸九淵的心學鼎足而立，是當時國內三大學派之一的永嘉事功學派的主要代表。
陳傅良漢白玉雕像
陳傅良在老家教書的時間很長，27歲起就在瑞安、永嘉一帶教書，35歲中進士，授官但未赴任，繼續在家鄉教書。后在福州通判任上被當地豪強誣告而罷官，依舊回老家教書。47歲時被任命為桂陽軍知軍，三年后才到職，候職期間在老家附近的仙巖（此處有后來因朱自清的散文《綠》而名播天下的梅雨潭）創辦書院。葉適曾記述他教書時的情況：“士蘇醒起立，駭未曾有，皆相號召，雷動從之。雖縻他師，亦借名陳氏，由是其文擅于當世。”
瑞安離福鼎距離百八十公里，按陳傅良當時的名氣，福鼎該是其輻射范圍之內，也該有福鼎學子赴瑞安師從陳傅良，我們現在所能知道的，有一個福鼎人就是他的學生，此人就是高國楹。
高國楹，名松，號靜谷，福鼎桐山人。明黃仲昭《八閩通志》卷之七十二《人物·士行》有其小傳，曰：“少游學陳傅良止齋之門，穎悟過人，尤篤志勵行，傅良賢之。”明確記載高松少時為陳傅良的學生，并且甚得陳的器重。關于高松“少游陳止齋門”，《福寧州志》《福寧府志》《福鼎縣志》等志書收入的高松小傳之中均有記載，永嘉學派的另一位主要代表人物葉適撰寫的高松墓志銘也特地提到：“始，陳君舉為名師。”
高松天資聰慧，再加上后天努力，才學出眾。據葉適《臺州教授高君墓志銘》，高松是一位純粹的讀書種子，讀書不專為科舉，是他內心的需要，所以幾乎到了成癡的地步：“每黎明讀書，夜內止。”因此“書益多，見聞益高遠”，并且不趨附于流俗，始終保持讀書人高潔的品性。自古以來，志趣高尚與懷才不遇似乎是一對孿生兄弟，高松也不例外，因此，就如葉適在《墓志銘》中所言：“蓋二十年方有名第……又二十年，同年或已改官登朝，而君方至臺州。”
即便如此，他也能在臺州教授的職位上做得風生水起，“惟務忠實，勤于職事，訓導有方。其發揮惟理，若決江河，沛然莫能御，人皆化之。”（高龍光：《宋九世祖國楹公傳》）據載，他講學時讓學生輪流上前，向老師提疑難問題，老師也向學生提問，互相討論，達到真正理解才退下。這種一改傳統、別具一格的諄諄善誘，使得臺州諸生學問大進。由于“啟誨有方，一時州之縉紳皆出其門”。 （明·黃仲昭《八閩通志·人物》）。
福鼎民間珍藏之朱熹畫像
有趣的是，高松在年輕時經歷了一次“轉學”，即由陳傅良的學生轉而從學于朱熹。此間的因緣起于慶元年間的“黨禁”。紹熙五年（1194），趙汝愚、韓侂胄爭權，趙汝愚引道學領袖朱熹自助，將朱熹從潭州知州、荊南安撫使升為煥章閣待制兼經筵侍講。朱熹為了打擊韓侘胄，在經筵侍講時向寧宗面訴韓侘胄經辦的孝宗葬地不吉利，要求改葬，韓侂胄集團反擊，斥道學為“偽學”，并于慶元年間上升為“黨禁”事件。其間，朱熹被趕出朝廷，回到福建老家，繼而游走各地，來到長溪瀲村（今福鼎市太姥山鎮瀲城村），在門人楊楫家族的石湖觀講學，才有了高松親炙朱子負笈從游的機緣。于是，高松正式由陳傅良的學生轉而為朱子門人。在這樣的背景下，才有了本文開頭提到的陳傅良的《送高國楹從朱子》一詩：
洛學今無恙，東南屬此翁。
從游雖已晚，趣向竟誰同。
一第收良易，遺經語未終。
歸期定何日？我欲叩新功。
詩歌一開始對朱熹給予高度的推崇（東南屬此翁），最后對高松提出了殷切的期望（我欲叩新功），表達了贊同并且欣然于高松從游朱熹的態度。
溫州大學教授胡雪岡先生在《陳傅良門人考略》一文中說：“在永嘉學派成員中，這種中途轉學的情況是極為罕見的！”因為我們知道，為學重“經世致用”、反對“性理空談”的永嘉學派，與朱熹的道學派和陸九淵的心學派觀念相去甚遠，著書為文相互辯駁是常有的事。但這些都不成為高松改換門庭另擇名師的理由，此中除了可以窺見高松對學問孜孜以求精神和中途理學思想的變化之外，還可看出陳傅良為人的豁達和道德的高尚。
高松從游朱熹之后，朱熹果然不負道友之托付，予高松學業方面以熱心指點。師生二人相處甚悅，情感甚篤，后來朱熹想去溫州拜訪陳傅良等人，取道桐山，高松還挽留朱熹在桐山盤桓多日，一起登覽位于桐山東面的雙髻山，朱熹還在雙髻山旁的龜峰一覽軒中講學。
圣人學無常師，大儒轉益多師，作為理學傳承者的高松，不囿于門戶之見，虛心向學，能探深處，見聞高遠，身體力行。故能消除閩學和永嘉學兩派之間存在的諸如“道器”“義利”“體用”等方面之分歧，善于博采眾長，善于團結調和，終成南宋理學名家，留名于青史。
清嘉慶《福鼎縣志》載朱熹《答高國楹》
順便說說陳傅良和朱熹的關系。紹熙五年“偽學”黨禁事件發端時，韓侂胄集團反擊朱熹，以皇帝內批免去朱熹官職，正是時任中書舍人的陳傅良不肯起草詔書，并上奏寧宗，認為對朱熹這樣一個著名學者不能草率進退，因此遭到參劾，被罷官。客觀地說，陳傅良無意卷入朝廷的政治斗爭，他維護朱熹，是從學者文人互相欣賞、愛惜的角度出發，同時也是為了國家著想；朱熹對陳傅良的才學也曾給予很高的評價，稱贊陳傅良：“今陳丈君舉郎中，精敏該洽，詞筆高妙，皆熹所不能望一。”但他們二人的哲學思想不同，陳傅良是唯物主義思想家，主張實事實功，反對朱熹等道學家“理（道）在氣先”或“未有是器，卻有是理（道）”的觀點。正因為二人哲學思想的不同而又能互相欣賞，甚至在關鍵時候從國家和道義的層面互相支持，才顯示他們作為有正能量的思想家的品質的可貴，正因為如此，才有可能包容像高松這樣的學生在兩個哲學“陣營”間的轉換。
清乾隆《福寧府志·流寓》載“陳傅良”
最后想說兩件事，一是陳傅良的先世是福建人，據乾隆《福寧府志》記載，其七世祖從長溪縣勸儒鄉擢秀里搬瑞安縣固義里，擢秀里即今閩東霞浦縣牙城鎮一帶；二是淳熙六年（1179），陳傅良任福州通判，為官公正不阿，得到時任福州知州兼福建安撫使梁克家的信任，編纂《淳熙三山志》，該書是傳世的南宋地方志佳作，為研究福建地方史和宋史的重要史料。“幸福福鼎”編輯部（白榮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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