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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鼎畬族少女佚名攝

明清兩期，畬族民眾水陸并進，自南往北遷徙閩浙沿海。

處于閩浙邊界、東南沿海的福鼎，成為畬族遷居地之一。他們篳路藍縷、攻堅克難、不忘初心、九轉功成，完成了艱苦英勇的跋涉路程。

《福鼎畬族志》載，畬族從廣東潮州鳳凰山而來進入福建，然后一路繼續往浙南方向遷徙。唐末，畬族一支先祖在水上助閩王攻下福州，以勤王戰功卓著而受嘉賞。部分后裔從水路登連江、羅源棲居下來，完成了從廣東入福建的遷移。

至明初，時局發生了變化，一支畬族民眾又從連江、羅源一帶走水路，挺進閩東、浙南。有部分人往內地走，也有一部分人往沿海線走，其有一部分畬族從平陽回遷福鼎。概而言之，落居福鼎的畬族沿海遷徙路徑大體是：廣東———福建———福寧———福鼎，吻合志載“福鼎多山、港灣、島嶼遍布沿海。福鼎畬族多散居于境內沿海、高丘和山區一帶”。

明洪武二十八年(1395)，畬族雷肇松一家從羅源進發遷入白琳，是開辟入鼎最早的一支遷徙。永樂二年(1404)，鐘舍子由建寧右衛遷入店下西岐屯種，李萬十三郞于明正德八年(1513)由霞浦遷入白巖。之后的嘉靖、隆慶、萬歷、崇禎各個時期，都有畬族民眾即從羅源、福安、平陽遷入，匯集福鼎沿海定居生活。畬族在明初期就往沿海而來，是有歷史背景的：那時明朝國家初定，連年征戰，需要休養生息。兵力裁員，官兵充實到地方屯種，以發展農業經濟。而福鼎沿海優越的自然地理條件，可提供充足的生活物資資源。

畬族第二次遷徙沿海是在清前中期。那時沿海民眾被遷入內地，史稱“遷界”。至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海禁解除，清政府廢遷界，復將居民遷回沿海。據清杜臻《粵閩巡視紀略》載：“將沿海應給民耕種田地，即與耕種，令其復業。”這是個極好的歷史機遇，畬族民眾就此從山區走向沿海。

“康乾盛世”也是畬族遷入福鼎的高峰期，從康熙七年(1668)始，至乾隆五十四年(1789)，有二十多支畬族又遷入白琳、前岐、店下、桐山的沿海地帶，福鼎人口逐漸綢密起來。至清光緒三十二年(1906)，福鼎畬族人口約一萬二千戶，四萬九千人，分布在沿海各區，并形成聚落，奠定了境內畬族分布的基本格局。清末主要畬族聚落有浮柳、麻坑底、車頭山、才堡、梧埕、后樟、華陽、王家洋、焦宕。

畬族耕山牧海，在五六百年時間里，保留了本民族的文化性格，也烙上了沿海生活的習俗印痕，具有鮮明的地域特征。

畬族聚落是畬族民眾肇居派衍的發祥地，也是能保留下比較完整的傳統文化空間，至今他們的生活習俗、居住建筑、道路交通、歌言習慣，仍能找到一些特色的印記———

瑞云畬族“四月八”歌會傳統節目“火頭旺” 馮文喜攝

硤門鄉瑞云村水尾畬族自然村位于硤門東南方向約二公里，是目前保留下來的生態畬族聚落。現畬族民居為二層磚木明樓結構，臨水而建，以青石塊砌墻，鋪設通道，墻體最高達3米。有通道長百余米，開三個口，設石橋到民房。門前水流自西而東匯入硤門溪。水尾畬族始于康熙五十年(1711)，藍士肇由浙江平陽遷入。據“汝南郡藍氏宗譜世系支圖”載，這支畬族始祖百六，由羅源遷福寧府小青皎西池后坑。明萬歷三十九年(1611)，再遷平陽牛嶺。傳第四世有“士肇移硤門蛤蟆洋、水尾居焉。” 瑞云村保留有四月八傳統歌會、火頭旺習俗，是鄰縣霞浦的東北路畬族文化的交匯、融合與延續。

佳陽雙華畬族村東與浙江交界，西南與羅唇村接壤，通往沙埕港。順治初年，畬族雷文發一家由浙江平陽昌禪遷雙華華陽。康熙三十二年(1693)，藍勝右由浙江平陽蒲門遷雙華。雙華村保留有二月二歌會，又稱“會親節”，原由浙南、閩東各地的畬族于每年農歷二月初二回祖地相聚而舉行的會親活動。二月二歌會是民俗綜合活動，夜間有傳統的提燈游村，白天有對歌，展示織裙帶、木偶戲、打尺寸絢麗多彩的民族風情。2005年，二月二列入第一批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太姥山鎮方家山村畬族主要有鐘、藍、雷、李，傳承“三月三”歌會習俗。鐘姓為穎川郡，有明遠公居住于白琳牛埕下村，歷三代至啟華公，于乾隆年間遷居方家山下樓(即今田樓)。據藍姓家譜的“泰順大洋坑世系圖”分析，第六世之祖應亮公于康熙四十七年(1708)遷居泰順，后裔又遷徙福寧府后溪。傳第十二世永昂，字星垣(1878-1961)，于光緒三十四年(1908)由九頂遷居方家山的三羅洋。

畬族遷徙之路及徙居聚落是民族文化生存的重要空間，以上三個村落2014年列入閩東畬族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示范點，是福鼎畬族遷徙沿海奠居的典型。今年7月出臺實施的《寧德市畬族文化保護條例》也指出，要“保存比較完整的畬族傳統村落等文化生態區域”，并提出“實行區域性整體保護”要求，對畬族文化加以記憶性、搶救性、區域性、生產性的保護，具有保護傳承的導向意義。

遷徙沿海路漫漫，當下，畬族傳統文化的保護傳承顯得更為迫切。（馮文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