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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海樓所在地、滄海桑田，原硤門港俯瞰圖馮文喜攝

觀海樓臨海負山，曾作為清代族塾、在民國初年創辦成初等小學堂、積淀傳統耕讀文化而享有盛名。

原建筑是硤門鄭姓始建于清道光年間，舊址在登春橋碼頭岸上。上游太姥山麓硤流到這里交匯，形成硤門港。潮漲潮消，漁船沿著港道停泊于碼頭，這里逐漸形成海運、漁業、商貿的集市。然時過境遷，滄海桑田，景物變易，只留下觀海樓的人文勝跡載于諸多文獻，或口耳相傳上。

清康熙四十一年(1702)，鄭瑞祉(1658—1737)帶著家眷從莆田遷居硤門福塘、東家井。當時剛剛入遷時，這里一片荒蕪，沿海都是灘涂，海邊盡是蟶蛤蟹螯之類的海貨，鄭瑞祉由衷感嘆：“地屬海濱而人煙稀少，不為外人爭，以海為田頗擅其利，直我子孫聚族之所也!”

乾隆、嘉慶、道光年間，傳至第四代人鄭子焯(1783—1856)鄭子注(1787—1856)鄭子耀(1791—1865)，他們在經濟生活條件不斷提高下，更是提倡敦親睦族、尊師重教。比如鄭子耀就十分敬重文士，他訓子讀書，必定要求孩子穿著草鞋，背著斗笠，遠行跋涉到外地去求學。不吃點苦，孩子是學不好的，這是古代教育的觀點。

承海山之盛，鄭氏家塾開始出現，觀海樓應運而生。我們現在所見到最著實地談到觀海樓的是一篇《鄭先生雨槎傳》，作者是清代文渡人、貢生、桐山書院山長江本侃(1859—1925)，他在這個傳記文章中說：“曩余館其家觀海樓，而(雨槎)先生久已物故。每授徒之暇，依欄縱覽，洪潮溪漲，一望無垠，有令人景其風徽而歡，其發祥之未有艾也。”他是作為一個塾師的身份，曾執教于觀海樓，記敘了課余見聞、山海景致，及人世變遷。人們從字里行間，感受樓閣的壯闊，濤濤河海，洪波涌動，平添了多少士子的豪情。

鄭雨槎(1842—1884)是硤門鄭姓第六代人，也是觀海樓族塾主創人。傳載他通達于世情，戒后人要以詩書傳家，做知書達理之人。在他主導族業下，聘請了當地飽學詩書的文人到觀海樓來教學，像太姥山下躍鯉(今太姥山洋里)人林士恭(1852—1911)，于1895年掌教觀海樓。光緒三十年(1904)，他撰寫的一方碑記中就談到是年“余硯觀海樓”，意思是說他在觀海樓當老師了。鄭雨槎先生還動員兩個族弟鄭文崗(1844—1918)鄭秋元(1852—1907)出錢出力，籌辦族塾，倡建學堂。可以說是舉族之力而興辦教育，將觀海樓辦大、辦強。觀海樓當時影響是很大的，不僅吸引族中蒙童孩子，連沾親帶故的子弟也相求要來讀書。

說鄭家觀海樓，我們不得不重提歷史巨著《通志》的作者、樞密院編修、宋代史學家鄭樵(1104—1162)，字漁仲，南宋福建莆田人，世稱夾漈先生。其《通志》堪稱世界上最早的一部百科全書。

硤門鄭姓是鄭樵的后裔，現存舊版的鄭氏譜牒中有兩篇譜序與鄭樵有關，一篇是《編修夾漈公譜序》又稱《滎陽譜序》，是鄭樵在紹興九年(1139)所撰，他從一個史學角度提出氏族人文源流與變遷的務實看法，具有史料和族史價值。另一篇是《續夾漈族譜序》，是后裔鄭東老撰于乾道四年(1168)，標題加以鄭樵的名號夾漈而顯聲望。

鄭樵來過長溪勸儒瀲村，即今太姥山鎮(原秦嶼鎮)瀲城村，這在《福寧府志》的流寓人物中是有記載的，他作為一位教授級的人物來到瀲村楊家講學授徒，楊興宗“少師事鄭夾漈”。弟子楊興宗中進士第，是他年譜履歷中重要的一筆，這一年是南宋紹興三十年(1160)。

楊興宗字似之，瀲村人，他向宋孝宗進諫過對金人以守為攻的策略，誓不議和，體現了民族氣節的鮮明立場。在他遷任校書郎、文省殿時，提攜鄭僑、蔡幼學、陳傅良修訂《四朝會要》，其中鄭僑就是鄭夾漈的侄兒。

鄭樵授學長溪瀲村時，所歷皆有題詠，尤其是在太姥山紗帽峰下的瀲溪、藍溪所作最為稱著。如鄭樵在靈峰題《蒙井》詩：“靜函寒碧色，瀉自翠微巔。品題當第一，不讓惠山泉。”題《藍溪》詩：“溪流曲曲抱清沙，此地爭傳太姥家。千載波紋今不改，種藍人果未休耶?”這兩首詩作具有獨特的地域人文內涵，既是對此間自然山川景物的描繪，又有地方人文脈絡的洞見。因此，我們說鄭樵是在福鼎留下重要事跡的歷史名人。

硤門觀海樓無疑是繼承了夾漈草堂的耕讀文化，筑巢引鳳，帶動一方文教發展。直至光緒三十一年(1905)，廢除了科舉制度，觀海樓族塾改作硤門初等小學堂。鄭氏第七世孫鄭存規(1884—1935)，號旋洲，是晚清的庠生，首任觀海樓學堂校長。

作為一方聲名在外的建筑，觀海樓因臨海而建顯得氣蘊盤結，它的建制規模、格局，在江本侃《文崗先生小照》中曾描述“梧桐院落畫樓東，漁篴遙傳出暮空。莫問滄浪何處是，數聲吹徹夕陽紅。”可看出觀海樓帶有濱海民居建筑的風貌。

我們參照當地現存清末民初木質民居風格，它應當是合院式木構建筑。民國年間，王邦懷(民國霞浦最后一任知事)所作“十載曾登觀海樓，舊痕鴻爪尚勾留”，印證觀海樓最后的痕跡。據族人回敘，至上個世紀三十年代觀海樓被毀，今僅存遺址為其他建筑所替代。

像這樣功用、人文都很顯著的清代建筑，即使現在沒有留下只椽片瓦，它也應當為今人所追記。它的社會歷史價值如《福建省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核心區建設方案》指出是“加強祖地文化、民間文化交流”的一個人文載體。它所蘊含的人文精神，與宋代史學家鄭樵流寓福鼎勝跡緊密相連，足可當予以提升為傳統耕讀的典型，也是人文交流的一條紐帶。（馮文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