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福鼎“兩會”在桐山溪畔隆重召開，來自全市各界的441名人大代表、政協(xié)委員帶著老百姓的殷殷囑托走進人民劇場，為福鼎的治理參政議政，為福鼎的發(fā)展積極建言獻策。
說到人民代表，福鼎史上有一位人民代表功不可沒，他就是游學海。對于游學海，我們其實所知甚少，我們不知他的生卒年，不知他的家庭情況等等，但我們還是應該記住他。
清嘉慶版的《福鼎縣志》這樣記載：“游學海，字兼山，在坊人，拔貢，讀書識大體。邑舊屬霞浦，遇公事往還動經旬日，海倡議呈請制府題設縣治，后人便之。”
原來，游學海這位出生于桐山的書生，是當年福鼎設縣的倡議發(fā)起人，真是功莫大焉!
游學海書讀得好，品行也好，但仕途卻不順，終其一生，也只是個小小的拔貢。所謂拔貢，是明清兩代的一種選拔讀書人做官的制度，大約是每隔一定的年份，便從官辦的學校里選一定名額的生員。經層層考核篩選，標準是“學行兼優(yōu)，年富力強，累試優(yōu)等”(《明史·選舉志》)，然后推薦給朝廷，稱為拔貢生。再經一次“朝考”，從中選出一部分做官(最高品級為七品)，沒選上的就回到原籍。
游學海是清雍正年間的拔貢生，關于他，《縣志》里只有寥寥數(shù)筆，但回顧一下有關他的史實，卻足以讓后人見識到他的急公好義。
羅健 畫
其一是修建桐山溪堤壩。桐溪舊有壩，乃“于溪頭編竹疊石為壩以備澇”，無奈過于簡陋，“康熙五十一年(公元1712年)八月大雨，山水陡發(fā)，壩崩。”“死者相枕藉”，其后32年間，屢修屢毀，一直到乾隆九年(公元1744年)，“縣令熊煌請于府，率紳士游學海、張有華等鳩工砌造，石基，厚三丈、面廣一丈、高一丈三尺，自七星墩至前店，綿亙數(shù)里，城賴以安。”在當時，那肯定是一項重點工程，難怪護城堤壩完工后官府要表彰他：“保障一方”。今天，在人民政府的領導下，舊日的桐溪堤壩已煥然一新，堤頂寬度達5—6米，平均高度6米，堤面澆筑水泥，堤長達3.2公里，基本消除了桐城水患。
其二是建義冢?！陡６h志·恤政》載：“義冢，一在乞食袋，貢生游學海筑。”在那個年代，天災人禍，“路有凍死骨”是常見的事，修一個公墓，專門收葬無主的尸骸，這種不圖回報的善舉，直到今天仍然值得我們欽佩，難怪《福鼎縣志》中將游學海列在了“義行”篇中，他也確實稱得上“讀書識大體”這五個字。
其三是維護太姥山摩霄庵。當時的摩霄庵并不像今天這么風光，有時也難免會有些麻煩，比如地產被侵犯等等，這種時候就需要社會名流出來維護。今天我們在摩霄庵后還能看到一處石刻，載有該庵的田額及全山界至，那就是游學海當年所立。
乾隆當朝之初，一改乃父雍正的嚴苛，自稱“朕實一書生”，推行德政，天下人皆松了一口氣，游學海及時抓住了這個百年不一遇的契機，于乾隆三年率先倡議設縣，在各方面的一致呼應下，終于一舉成功。
天時，地利，人和，三者俱全，豈有不成功之理。
于是，有了綿延279年的福鼎縣和今天年輕的福鼎市。
游學海官運不佳，沒能在一個更大的空間里施展他的抱負，這是他個人的不幸，但對于他的家鄉(xiāng)來說，卻是一件大大的幸事。塞翁失馬，安知非福，游公有靈，目睹今日之福鼎，亦當含笑頷首于九泉。
游學海平日好以詩文自娛，一些作品如《藍溪賦》和其他詩作流傳至今。他的《登太姥山一線天》詩中有“紫氣連青嶂，紅花照綠苔。丹邱即此是，何必羨蓬萊。”之句，或許就流露出他些許的無奈和更多的豁達。
前人栽下一棵樹，如今已長成一片繁茂的林子，讓我們永遠記住栽樹的人。
讓我們也為后人栽一棵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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