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網北京１０月１５日電（記者許曉青、徐揚、劉斐、黃安琪）在廣袤的中國東北農村，“８０后”王盟是新民市最年輕的法官。從遼寧省省會沈陽市中心向西北驅車６０多公里，縣級市新民市的人民法院赫然在目。
這是一個典型的農村法院，管轄范圍約３３００平方公里土地，７０萬人口。忙碌時，王盟一天要受理大大小小四五件案子。
“農民富起來，土地承包的糾紛、婚姻家庭的問題，都多起來了；人多了、車密了，民間借貸問題和交通事故處理也多了。”王盟說。
王盟和她的同事正在經歷新中國司法史上一場前所未有的大改革。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部署全面深化改革，明確提出“深化司法體制改革，加快建設公正高效權威的社會主義司法制度”。
這次會議舉行約一個月后，中國最高人民法院印發《關于審判權運行機制改革試點方案》，包括王盟所在的遼寧省新民市法院在內，上海、重慶、河南、廣東、四川、江蘇等地也同步在部分法院進行試點。
在這場改革中，王盟和法院內的其他７９名法官更加明確了審判主體的地位。王盟說，“一次落錘、一個簽字，就可能決定涉案當事人的命運”，“你會越發感到壓力和責任并存”。
在這個年輕法官眼中，這項以“讓審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負責”為主軸的改革，細化了辦案責任的追究制，對一般的司法文書不再施行科層式的層層簽字，一般案件由獨任法官全權負責，這意味著審判將更高效、權責也更明晰。
遼寧省新民市法院院長、中國政法大學兼職教授樊志軍認為，改革的指針對準的是如何提升基層法院的司法裁判質量和效力，將審判權交給一線法官，有助于在法院內部“去行政化”，進一步減少外部因素對司法裁判的影響。
審判權運行機制改革還只是中國在司法領域改革“動真格”的一小步。２０１４年６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三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于司法體制改革試點若干問題的框架意見》和《上海市司法改革試點工作方案》。
“上海方案”包含五項內容：完善司法人員分類管理制度；健全法官、檢察官及司法輔助人員職業保障制度；完善司法責任制；探索建立省以下法院、檢察院的法官、檢察官省級統一管理的體制；探索建立省以下法院、檢察院經費省級統一管理的機制。
２０１４年７月，中國最高人民法院發布未來五年改革的綱領性文件——“四五改革綱要”。按照綱要，法院將在省一級成立法官遴選委員會。
此外，綱要還提出配合中央有關部門，推動省級以下地方法院經費統一管理機制改革。嚴格“收支兩條線”管理，地方各級人民法院收取的訴訟費、罰金、沒收的財物，以及追繳的贓款贓物等，統一上繳省級國庫。
專家認為，從機制創新到體制改革，司法改革每推進一步都具有突破性，都關乎國計民生。從法官遴選到嚴格“收支兩條線”，推行更加科學、規范的司法系統管理，是執政黨治理國家、確保社會長治久安的題中之義。
統計顯示，早在２００８年，中國法院年受理各類訴訟案件已突破１０００萬件，此后幾年受理案件總量年均遞增約６％。
專家認為，信息進一步公開透明、全民法律意識增強等是一些地方訴訟“井噴”的主要成因；在各地法院受理案件數量呈現上升趨勢的同時，在一些地方、一些案件的審理中，存在外來干預較多、審判質量不高，甚至是“吃了原告吃被告”的情形。
“改革核心就是規范權力的邊界，讓審判的歸審判、行政的歸行政。”樊志軍說。
參與司法體制改革建言獻策的上海法學專家沈國明分析指出，改革的深意在于進一步“去行政化”和“去地方化”，為司法公正盡一切可能排除來自外部的干擾，減少權力尋租的可能性。
退休后脫下法袍但仍堅持在基層從事司法調解服務的上海市徐匯區“全國十佳女法官”秦玲妹也十分關心這場改革。
她認為，改革本身也是對基層法官職業素養和信念的一次再檢閱，“對于法官審理案件的追責制，未來極有可能就是可以追溯到終其一生的。這是為每一個法官的每次裁判量刑念了‘緊箍咒’，如果配套的高薪養廉措施等也能夠順利實施，這將有助于更加完善我們國家的司法生態”。
“中國８０％的法院是基層法院、８０％的案子在基層法院審理，我們肩負的探索責任可謂重大。”樊志軍說。
截至２０１３年７月，中國大陸的法官人數已近２０萬。樊志軍和他的同事們期盼，本月２０日召開的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將使這場改革走向更加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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