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在白銀村部古雅、高敞的小劇場內，看辦事員給我們播放專題幻燈片時，就被第一張圖片上的正標題“大明銀都”四個字震撼到了。一個彈丸之地，何以成為赫赫有名的“大明銀都”?這是爆人眼球的噱頭?還是苦心孤詣的廣告修辭?抑或因地制宜的發展策略?盯著那副標題“打造白銀礦國家AAAA級礦山公園”一行字，我頗有感觸。
第三張幻燈片跳出的是“大明銀都旅游路線圖”，上面一一羅列著景點：豬古嶺松樹林古道、秀水瀑布、U型大峽谷、外崗大峽谷、交溪、七洞門、崗尾、交溪古道、牛頭嶺、大峽谷。
來龜湖之前，就聽說這里有古代銀礦遺址———七門銀洞。有民謠曰：“四千打銀人，三千過往客。”由此可以想見其昔年的繁盛。在陳列室內，我們一行采風者，看到了擺在桌案上的銀礦石樣品，石頭表面的部分區域，閃爍著銀亮的光芒，看來，含銀率還挺高。用手搬動它，感覺特別沉。講解員介紹說，龜湖銀礦遺址坐落在龜湖鎮白銀村一處叫“五桐洋”(又作“梧桐洋”)的山場，始采于明朝初年(約1368年)，鼎盛于明景泰至成化年間(1450-1487年)，是當時浙閩境內的最大銀礦，是朝廷采銀的主產區之一。
一個身處東南僻遠之地的山旮旯，何以有曾經的興衰沉浮?于是，就有了去實地走走的念想。
驅車前往“五桐洋”，到了一處幽僻的溪壑。下車，順著沿石崖挖鑿而成的逼仄小路，到崖壁下方去，就看到上下兩排錯落有致的礦洞口。一面峻峭的石壁上鐫著“七門銀洞”四字。洞口狹小，僅容一人入。我們好奇地走進其中一個，洞內陰暗、寒涼，有風涌流而出。洞勢向下，洞壁凹凸不平，走不多遠，前方有鐵條攔網擋路，提醒“止步”。從網格向下、向上張望，發現前方上下左右皆已挖空，其深，其長，皆暗不可測。
遙想此地曾歷數十年不知饜足的采掘，山體已然中空。本屬薄礦之地，如何經受得住無節制的索取?據《分疆錄》載：“泰順銀坑發于成化五年(1469年)，欽差大臣蒞縣開辦銀礦，歲貢白銀三千八百十四兩。厥后礦脈日微、漸次減免，弘治改元(1488年)減至六百零四兩，三年以后礦脈竭，封坑。”
我琢磨著這段文字，思緒在“封坑”兩字洇開。不到二十年，在官府的巧取豪奪下，這“暴發戶”就山窮水盡了!?可是據史料所載，“封礦”之后，當地及周邊的一些熟練礦工為了生存，仍私自偷采，獲利不菲。此風蔓延，朝廷鞭長莫及，睜一只眼閉一只眼，聽之任之，只是銀稅照收。當年此處的采銀人，成分極其復雜：逃犯，退伍軍人，落魄書生，無立錐之地、一貧如洗者……這樣一群輾轉于底層的漂泊者，他們的命運與這座礦山的命運一樣，總有一天要面臨崩塌的危險……
在這個舉目秋色爛漫的仲秋午后，七門銀洞廢礦卻是落寞而寂寥的。它是過往文明人類的棄兒，是大自然難以彌合的創口。而當歷史車輪邁進到“青山綠水就是金山銀山”這樣一個著意自然生態環保的新時代，龜湖鎮、白銀村、七門銀洞，連同交溪、峽谷、古官道，這一帶清幽、奇秀的自然山水及其文化遺存，迎來了朝氣蓬勃的春天。
在為龜湖的生機而慶幸的同時，駐足這峽谷邊緣的七門洞銀礦遺址，仍然有追問的沖動。
這橫亙在我們視野中的陰森的礦洞，猶如歷史憂郁而深沉的巨眼。他們日日仰望高天上悠游的白云、徜徉的飛鳥，俯聽蕭蕭的落葉、奔涌的溪流，還在想些什么，要說些什么?
它是否還記得當年這里進進出出、夙夜辛勞的礦徒?為了謀生，他們背井離鄉，從麗水、福建、江西等四面八方蜂擁而來。而因為官府的貪婪，設施的簡陋，他們的生命在盤剝與壓榨下消殞;或者被突如其來的礦難而吞噬。一幕幕人生慘劇，一聲聲凄厲哭號，一縷縷冤魂游魄，已然在時光隧道中消遁。或許在州縣地方志書中，在民間家譜族牒里，在漫漶湮沒的碑刻上，尚有零零星星的文字，記錄著這些升斗小民的悲歡離合。而史料文獻浩如煙海，真正被發現并確證的少之又少。
置身陰晦的礦洞中不多時，就有凜然、凄愴之感。似乎，這樣的“巷道”把人拽入了那些藏匿的時光中，去探尋歲月深埋下的種種隱秘。
它是否還記得當年銀坑附近崗坪上巍然矗立的太監府?那些嗓音怪異的太監張牙舞爪，揮動長鞭，兇神惡煞地驅使著礦徒們勞作。
它是否還記得南面山頂上高聳的烽火臺?是否還記得駐扎在鄰近的小烊仔山上的守軍?在這些森嚴、猙獰的國家機器的拱衛下，那些長年累月掙扎在幽深陰暗的坑洞中的礦徒們，猶如籠罩在巨大網羅中的囚鳥。監工的斥罵聲，采石的鏗鏘聲，熔煉的鼓風聲，壓抑的怨懟聲，在這空曠的溝壑中交響。
堆積如山的礦渣，也把礦徒們的青春堆砌了;熊熊燃燒的熔爐，也把他們的鄉愁消融了;日挖月掘的坑洞，也把他們的幸福蝕空了。更有甚者，有的礦徒逃避不及，就活埋在突然坍塌的坑洞中。
而白花花的銀水熔鑄成的塊塊銀錠，閃耀著陣陣寒光，一箱箱，絡繹不絕，從這荒山野嶺中輸往朝廷府庫;化為銀元，叮當作響，流通在全國各地市井、店肆。可又有誰去細細掂量這些銀錠、銀幣所負載的那些“打銀人”的汗水、血淚……
在一個只重結果而略過程的急功近利的時代，或許做這么一種思接千載的玄想，可能太過矯情。而猶讓人警醒的是，在一個欲壑難填、寡仁鮮義的封建集權專制政權的碾壓下，多少類似礦徒的螻蟻般的子民，在逼而又逼，忍無可忍的極端境遇之下，隨之而來的必然是火山爆發般的反抗。明正統九年(1444年)至景泰元年(1450年)，由葉宗留、鄧茂七領導的，爆發于閩、浙、贛礦工、農民起義，其導火索之一，正是朝廷為榨取更多白銀而對礦工加緊盤剝，對采銀礦區嚴密封鎖，對私人開礦殘酷鎮壓。
泰順建縣始于明景泰三年(1452年)，其名涵義為“國泰民安，人心歸順”。在葉、鄧起義被朝廷剿滅之后，朝廷出于強化邊遠地區管理、穩定統治秩序的考慮，采用封疆立縣的辦法，在浙省新劃設了泰順、景寧、云和、宣平四縣。大明景泰帝及其臣子們，搜腸刮肚、絞盡腦汁地卜取這類吉祥、討彩的縣名，顯然有長治久安、風調雨順、江山穩固的希冀在內。
可以想象，五百多年前，在白銀村方圓數百里的廣袤山區內，那些個曾鋌而走險地站到了朝廷對立面的礦工們，是經歷了一場又一場怎樣的血雨腥風之后，才最終寂滅無聞，化作白骨，星散四處。在暴風驟雨之后，那些再也采不到銀礦的廢棄坑洞，則徹底淪為孤單無助的棄子，流落在荒山野嶺間，在雜樹榛莽下，在漫長地等待著后人前來探秘、憑吊。
時光的冊頁已然翻到了二十一世紀初葉，鄉村旅游開發、鄉村文化建設，作為鄉村治理的重要課題，已漸漸成為實踐的迫切要務。此種語境與修辭下的白銀村、七門洞，得以藉“大明銀都”之名號，實現當地鄉民興村致富的美好愿景，未嘗不是一件可喜可賀、值得大書特書之好事!而曾短暫輝煌而后迅疾衰頹的“七門洞”及周邊地區的采銀業，及其曾滋生的礦工造反等風潮，仍為后人留存了足資深鑒的命題：
文明的人類，該怎樣與自然和諧共生?
開明的政治，該怎樣與黎民融洽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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