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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處理好同外部世界的關系，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征程上需要長期面對的重大課題。

　　大國崛起改寫國際關系格局，給不同人帶來全然不同的感受。有鮮花掌聲，也會有荊棘險灘。沖破傲慢與偏見的藩籬，架設溝通合作的橋梁，“破冰”精神是直面現實的清醒，也是把握發展機遇的勇氣。

　　隨著中國實力不斷壯大，某些西方人嫉妒、疑慮、恐懼情緒進一步加劇，他們刻意詆毀中國發展道路，干擾中國前進步伐，擠壓中國戰略空間，甚至挑戰中國核心利益。

　　中國經濟連續30多年保持年均11%的增長速度，“崩潰論”、“責任論”、“擴張論”從未間斷。中國國際影響力迅速提升，“兩面下注”、“價值觀聯盟”、“重返亞太戰略”接踵而至。不管中國取得怎樣的發展成就，他們都說成“扭曲體制下的畸形產物”，甚至連體育運動都不例外。倫敦奧運會期間，對中國代表團驕人成績質疑攻伐，一些西方媒體宣稱“歷史遲早會證明中國運動員服了興奮劑”。這種近乎歇斯底里的表現頗有幾分典型意義，折射出某些西方人面對中國崛起的扭曲心態。

　　歷史不同，切身感受不同，思維和行為方式就不同。西方國家長期居高臨下，走過“國強必霸”的路子，甚至一度出現“日不落”國家。一些人延續著這種不合時宜的思維，動不動就這樣那樣地教訓別人。

　　盡管與過去相比，中國發展了、強大了，但中國始終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始終高舉和平、發展、合作的旗幟，努力為維護世界和平、促進世界繁榮作出應有的貢獻。早在上世紀70年代，中國領導人鄧小平就在聯合國鄭重宣布：我們永遠不稱霸。中國傳統文化一貫主張的“和為貴”、“和而不同”、“家和萬事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理念，在中國早已深入人心。

　　中國現在的版圖在兩千年前的漢代時就基本成形了，15世紀初鄭和率領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艦隊，先后七下西洋到達了南洋、印度洋沿岸及非洲等地。英國一位退役海軍將軍曾說，中國是世界上第一個畫出包括西半球在內世界地圖的國家，是鄭和發現了美洲大陸，但中國的史料中對此并無記載。鄭和七下西洋，帶去的是瓷器、茶葉、絲綢、工匠，而沒有帶去總督，如果那時中國有擴張和稱霸的野心，恐怕中國早就成為“日不落帝國”了。

　　馬克思在《不列顛在印度統治的未來結果》一文中說：“當我們把目光從資產階級文明的故鄉轉向殖民地的時候，資產階級文明的極端偽善和它的野蠻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現在我們面前，它在故鄉還裝出一副體面的樣子，而在殖民地它就絲毫不加掩飾了。”

　　中國人對此有格外深切的感受。中國的近代史是從1840年鴉片戰爭開始的，西方堅船利炮打開中國大門、強行向中國輸送鴉片毒害中國人民。從那時起到新中國成立以前，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飽受凌辱、每況愈下。一部中國近代史就是被欺凌的歷史、受屈辱的歷史。

　　一些西方國家曾嚴重侵害過中國的人權，甚至給中國人的人權就是被屠殺的權利。這些有著“前科”的國家現在搖身一變成了中國的人權教師爺。而且連個悔過道歉都沒有，連個對自己“前科”的思想轉變的過程都沒有，這無異于在中國人民歷史的傷口上撒鹽，繼續傷害中國人民的感情。今天是中國歷史上人權狀況最好的時期。中國人怎么會不對橫加指責的挑釁行為產生強烈反感，不對這些西方國家所謂“真心善意”畫上一個大大的問號？

　　一個國家的發展道路只能從本國實際出發進行探索，照抄照搬別國模式從來都不會取得成功。中國人不對西方國家的發展道路說三道四，也希望別人尊重中國探索發展道路的權利。中國人不主張以某一種發展模式為標準，更不同意把這樣的“標準”到處套。誰不符合這個“標準”，就指責誰離經叛道，就干涉別國內政，世上哪有這樣的道理？

　　經過長期努力，中國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確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一個國家發展道路是否正確，從根本上說，有權判斷的只有其本國人民，而不是外界的所謂“評判者”。

　　中國人民對自己今天的發展道路是滿意的，是有信心的，目前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處于1840年以來最好的時期。美國皮尤研究中心對世界很多國家進行民意測驗后發現，中國老百姓對發展道路和政府領導的滿意度是最高的，達到80%以上。

　　某些西方人一面無中生有地指責中國阻礙外國企業進入中國市場，一面借種種保護主義手段破壞貿易自由化、投資便利化。在對外開放方面，中國比日本、韓國、印度等亞洲國家的開放程度都要高，甚至可以說也高于一些發達的西方國家。中國先后有幾個企業到美國投資，美國議員們將商業投資政治化，聲稱威脅國家安全，要求美國政府展開調查。華為公司是一個典型的民營企業，其創始人曾在基建工程兵做技術工作，美國等國家硬說這個企業有什么軍界背景，華為公司去兼并美國一家很小的電信公司，都被說成威脅美國的國家安全，最后也只得作罷。反過來，美國很多企業都是由退役將軍當董事長、顧問，如果中國也按照美國的標準把這些美國企業拒之門外，它們又會是什么感受？

　　某些西方人在知識產權保護問題上對中國橫加指責、無端發難。然而，實際情況又是怎樣呢？中國政府高度重視知識產權保護，因為這個問題不僅涉及到對外開放和投資的環境，也涉及到中國國內自主創新能否順利開展，如果不很好地保護知識產權，就會傷害企業和科技人員的創造熱情。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始終抓住保護知識產權不放松，不斷建立和完善各種法律法規，不斷加大執法力度。目前中國由一位國務院副總理牽頭組成了跨部門協調機制，每年制定有針對性的工作重點，降低了依法追究的門檻，近年來幾乎每年都有五六千人由于侵犯知識產權而被追究刑事責任。在知識產權保護方面，中國只用了30多年的時間，就走過了發達國家100多年走過的道路，這個進步是很了不起的，也得到了世界各國的廣泛認可。這一巨大成就不是某些西方人幾句話就能抹煞的。

　　中國采取了強有力的行動應對能源和氣候變化問題。到2020年，中國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將下降40%—45%，可再生能源和核能等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比重也將達到15%左右。然而，某些西方人無視本國不履行有關國際協議的事實，向中國揮舞大棒，用發達國家的標準來要求中國，通過所謂的計算來抱怨中國使用能源太多，無視中國人均能源消費量和二氧化碳排放量在世界上仍處于較低水平的事實，無視中國在節能減排方面的努力，將全球氣候變暖的責任毫無根據地推給中國。

　　國際關系是一個龐大繁雜的體系，不同的位置有不同的視角，不同的境遇有不同的體察。

　　馬克思在《國際工人協會成立宣言》中強調，要 “使私人關系間應該遵循的那種簡單的道德和正義的準則，成為各民族之間的關系中的至高無上的準則”。這一論斷既樸實無華又高屋建瓴，為人們觀察處理國際關系指明了方向。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如此簡單明了，平等包容、摒棄惡意、自我約束是最基本的價值取向。

　　然而，某些西方人是如何對待中國的？中國人又有怎樣的感受？

　　面對西方妖魔化中國的事實，就連英國《金融時報》也曾刊載文章指出，中西雙方認知分歧的加深，主要是西方國家用不同的標準來評判中國和要求中國。一方面，西方國家要求中國無論處于何種情況都應保持克制，要求中國承擔更大國際責任，另一方面，西方國家總是用西方價值觀以懷疑和不信任的目光審視中國，甚至因為中國的政治制度而對中國采取指責或懲罰性限制措施的態度。因此，出于意識形態偏見天性，每當中國被卷入國際爭端，西方的政客和輿論領袖總是不分青紅皂白指責中國。很少有哪個國家像中國這樣受到多重標準的苛求。

　　道德不是自我標榜的說辭，任何人都沒有權利出于“合乎道德的理由”干不道德的事。值得警惕的是，在某些西方人的詞典里，“正義之愛”不過是“不正之心”的代名詞。這些人對于中國的“見解”是其殖民心態的不折不扣的自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