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滄海橫流之千年變局

“進入新世紀后，人類文明發展開始進入一個全新的階段，突出的標志就是，西方國家的經濟效率、社會效率和制度效率都在持續下降，而以中國為代表的、影響力快速上升的新興國家迫切需要找到可持續發展的自主道路。”接受《瞭望》新聞周刊記者采訪中，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院長劉尚希認為自己看到的場景就是，“劇烈的全球性結構性調整，正在世界范圍內尋求新的平衡。”

從外部環境看，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從美國引爆，直接導致冷戰結束后興起的這波最大規模全球化進程的重創乃至停滯，西方發展模式漏洞百出、缺失盡顯。發達國家尤其是以美國為首、以華爾街金融利益集團為資源配置中心主導的“中心-邊緣”國際生產和消費大循環，產生了自身難以有效克服的制度性矛盾，出現斷裂和崩潰之態。

與此相伴，20世紀最后十年，以美國政治學者弗朗西斯·福山《歷史的終結和最后一人》一書為標志達到巔峰狀態、以“市場萬能”論、“政府失靈”論和“經濟人”假設等理論裝配的新自由主義，及其倡導的“華盛頓共識”的全球化發展模式，似乎不可思議地在西方中心美國“觸礁”，掀起一場震蕩全球的金融大危機，西方新政治經濟學理論受到全面重挫。8年來，面對世界發展環境日趨復雜動蕩的新現實，以該理論為支撐的全球政治經濟秩序和西方經濟社會發展模式幾近束手無策境地，至今難以從根本上解除金融危機風險……

從內部壓力看，中國發展模式的轉型日趨緊迫。“中國也是國際金融危機最大受害者之一。”胡鞍鋼研究發現，2016年中國外貿依存度為33.1%，數據回歸到了18年前的1999年。“我國外貿依存度在2006年達到64.8%的頂峰，在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前兩年開始下滑，直到今天降至十幾年前的比例水平，說明這場危機對中國的沖擊極其劇烈。”他認為，這是中國經濟增速2010年后下降的重要外部因素之一。同時也印證了，改革開放三十年后，中國發展轉型的內在緊迫性，一直是現階段和未來相當長時間主導中國經濟社會變革的核心內因。

從發展矛盾看，新世紀第二個十年最突出的變化是：一方面，全球化迅猛發展，各國發展所需要的協調深度和廣度前所未有，任何單邊或雙邊的方式都難以解決諸如經濟危機、金融危機抑或氣候和環境等全球性問題，必須是多邊的集體行動；另一方面，民粹主義沖擊下的發達國家的國家治理日益分裂和破碎，西方保護主義、孤立主義思維意識不斷強化，正在加大全球發展的協調難度。

尤其是西方發展模式急劇衰頹，世界各國發展共識日趨分化，人類面對著發展模式、發展道路的大抉擇。為此，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的政策實踐者和研究學者都開始反思，并尋求新道路、新理念和新理論，以期重建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和經濟社會發展新模式。包括中國在內，人類未來向何處去？亟待發展新思想、新理念、新方略的指引。

劉尚希認為，審視這個復雜的世界格局，可以很清晰地看到，全球的變化與中國緊密關聯，而中國日益全球化的發展特質，也決定了“要搞好全球的治理，就要搞好中國的治理。中國內部的治理搞好了，那么全球的治理也就有了希望。如果中國內部治理搞不好，全球的治理也很難有前途。因為，不管中國怎么干，中國對世界的影響都在那里。”

正是在這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滄海橫流時刻，十八大報告向世人宣告了“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在劉尚希看來，這既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的宣言書，也是13億多國人為實現民族復興大業對執政黨的時代要求，更是中華民族再次為人類發展探索全新道路拉響的啟航汽笛。

世界看到了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

“人類社會每一次重大躍進，人類文明每一次重大發展，都離不開哲學社會科學的知識變革和思想先導……當代中國正經歷著我國歷史上最為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也正在進行著人類歷史上最為宏大而獨特的實踐創新。這種前無古人的偉大實踐，必將給理論創造、學術繁榮提供強大動力和廣闊空間。”

2016年5月1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強調，我國哲學社會科學的一項重要任務就是繼續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繼續發展21世紀馬克思主義、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

“習總書記對此不但感同身受，更是身體力行。”參加這次座談會的胡鞍鋼告訴《瞭望》新聞周刊記者，改革開放后，一個相當長時間內，一些人的經濟學學習和實踐，被西方經濟學完全覆蓋，“回頭來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最基本的分析理論才是真理、才是基礎。這一點，習總書記給我們帶了個好頭。”

2001年，時任福建省省長的習近平，在《東南學術》雜志第四期上發表了一篇題為《對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再認識》的學術論文。當時，時值習近平同志在清華大學攻讀馬克思主義理論與思想政治教育專業在職研究生的學習期間。這篇長達18000余字的論文，關鍵詞就是《資本論》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他結合自己施政實踐經驗研讀馬克思《資本論》的思想結晶。

現在，閱讀這篇當時流傳不廣的文章，留給人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在西方經濟學“如日中天”的新世紀之初，作者嫻熟而堅定自信地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思想，以包容和吸收古今中外人類發展智慧的氣度，對如何認識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作出了極具啟示意義的獨立思考：

比如，“建立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一場新的偉大社會實踐，它一方面要求以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必須盡快建立和完善，另一方面又要求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學習和掌握必須‘學以致用’。”

比如，“中國具有不同于西方的歷史、文化和哲學傳統，在建立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過程中，必須高度重視人的主觀因素所產生的影響和作用。”

比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經濟與政治的辯證統一，其內在的政治經濟化和經濟政治化的本質運動，要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和發展必須充分發揮經濟和政治兩個方面的優勢。”

采訪中，中央黨校經濟學部教授田應奎對《瞭望》新聞周刊記者談到，正是源于長期積累的深厚理論素養，和堅定不移的理論自覺和理論自信，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不但善于運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指導全面建成小康階段的社會主義實踐，而且在執政實踐上不斷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作出了一系列全新發展，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大創新，呈現出噴薄而出的活躍局面。他列舉說：

◎關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的理論；

◎關于樹立和落實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的理論；

◎關于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理論；

◎關于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的理論；

◎關于推動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相互協調的理論；

◎關于用好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的理論；

◎關于促進社會公平正義、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理論；

◎關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理論……

田應奎認為，實踐表明，這些理論成果是適應當代中國國情和時代特點的政治經濟學，充分體現了當代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的最新成果，更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通過中國社會主義具體實踐的21世紀新生，為“兩個一百年”的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指明了最優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