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金印召開村民大會，就最后一戶村民的態度讓大伙討論。
群眾站出來說話了。這個說：“鎮里支持咱村修路，是給咱們辦好事哩，你這個態度，像啥話？”那個說：“就你能，俺都是傻子？俺村盛不下恁能的人，你走吧！”還有人說：“你不出錢，不出力，就沒權走新修的路；要走，走一次掏一次錢！”大家你一言我一語，把那人說得無地自容。他低下了頭，真誠道歉并履行了義務。結果鎮里出錢，村民出力，把這個村的路修通了。
吳金印經常拿這些事例，跟唐莊鎮的干部講什么叫“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他說，咱永遠不要覺得自己比老百姓高明，不能到了一個地方就指手畫腳瞎指揮。群眾在基層，最能吃透情況，并且整天都在思考問題，他們的想法往往更切合實際。我們當干部的，如果放著恁好的老師不去請教，豈不是傻子？
“群眾是最亮的鏡子”
1987年11月，吳金印調任唐莊鎮黨委書記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帶領鎮里全體機關干部到輝縣常村鄉燕窩村上一堂特殊的黨課。
那天，他們大清早出發，前往太行山深處去看望一個人。此人就是鄭永和。鄭永和曾任輝縣縣委書記，后來擔任省部級領導，退休后組織一批老干部成立“老頭隊”，在太行山里為群眾服務。
“老領導，”吳金印見到鄭永和，一把拉住他的手，激動地說，“你這是在干啥哩？”
“房東家的門框壞了，我給他們做個石頭的。”鄭永和憨厚地笑著，手中的錘鏨不停地在石頭上敲打著。
“鄭書記，你是咋想的？省里有你的高級住宅你不去住，兒孫一大群，你不去享受天倫之樂，咋就偏偏往這山旮旯里鉆啊？”吳金印明知故問，他是想讓大伙聽聽一位老共產黨員的心聲。
“要說享福啊，我覺著這就是享福。”鄭永和停下手中的活計，望著四周的山，深沉地說，“活了快一輩子，回頭想想，誰對俺最親？是最底層的老百姓！他們對俺親，俺就到他們這兒來。吃飯——干活，干活——吃飯，一點煩惱都沒有。這生活呀，越過越有味兒……”聽著鄭永和質樸的話語，大家開始思考“人為什么活著”、“我們為誰當官”這些問題。此時，大伙明白吳金印帶他們到這里來“開會”的用心了。
告別鄭永和，他們沒有馬上回到機關，而是把車開到唐莊北部的大司馬村，會議在這里接著進行。吳金印從社會上流行的享樂風開始講起，講到我們為誰當官的問題，他說：“大道理咱就不講了，黨章上寫得清清楚楚，咱就講一個最起碼的道理吧：我們的工資是從哪里來的？是人民交的稅收；我們吃的飯是從哪里來的？是農民種的糧食。一句話，人民養活了我們。人民養活我們干啥？為了讓我們替他們辦事。老百姓養牛，牛能為他們犁地；老百姓喂雞，雞能為他們下蛋。我們當干部的，花著人民的稅收，吃著農民的糧食，如果不給群眾辦事，那就連牛都不勝，連雞都不如！從前，人們習慣稱我們叫‘父母官’。我不贊成這種說法，因為人民是我們的父母，我們是人民的兒子、人民的公仆。不要以為老百姓無職無權，免不了咱的職，也提拔不了咱，就不把他們放到眼里。要知道，干部和群眾是種子和土地的關系，心系群眾苗得土，背離群眾樹斷根，離開群眾就是死路一條！”
咋樣才能讓干部不脫離群眾？作為黨委書記，吳金印深知僅靠口頭上說說是不行的；即使按照要求執行一陣子，也很難持續下去。制度管根本，機制管全局，必須通過制度建設來保證群眾路線的落實。于是，在這次大會上，吳金印和唐莊鎮干部一起立下了“四不”、“四同”的規矩。“四不”，就是身不懶，積極參加勞動；嘴不饞，到村進廠不喝酒、不吃請；耳不聾，傾聽群眾意見；手不長，不拿群眾東西。“四同”即干部要與群眾同吃同住同勞動，有事同群眾商量。同吃，就是駐村干部不準單獨起伙，一律到群眾家吃派飯，不準喝酒，吃了飯要交錢；同住，就是駐村干部不準住村委會，必須住到軍烈屬、五保戶、困難戶家里；同勞動，就是每個干部自備一套勞動工具，每年20個義務工；有事同群眾商量，就是村里制定重大決策前，駐村干部要跟村民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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